長達25年身在翻譯第一線的中日外交翻譯周斌,1月6日在日本研究中心為了紀念周恩來總理逝世40周年發(fā)表了一篇演講,主題是”在總理身邊的日子”。其中講述了周斌老先生自己的人生歷程,1934年出生在江蘇南通的他處于戰(zhàn)爭前夕,少不更事就遭遇了艱難的戰(zhàn)爭生活,可是他的家人都沒有讓他放下學業(yè),這也為他日后的翻譯生涯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艱苦的抗日戰(zhàn)爭、解放戰(zhàn)爭終于結束了,共產主義獲得了偉大的勝利,期間周斌一直在學習而且還入了黨,中國解放了。據(jù)譯聲獲悉:沒有因為戰(zhàn)爭落下學業(yè)的他在1954年被保送進了大學攻讀語言文學。他的系主任是季羨林教授,當時因為戰(zhàn)爭擅長數(shù)理化的他應組織需求來到了他不喜歡的外文系,只因為黨和國家急切需要這方面的人才。

　　進入了外語系周斌遇上了選擇上的難題,不知道應該學習哪門外語,在階級主義的影響下周斌對英語沒有好感,覺得英語是美帝國主義的代表,學了沒有用。而恰巧那時候中印關系很好,尼赫魯還訪問了中國,周斌想了一想就報了印地語,可剛上了一天的課黨組織就把周斌找了去,跟他談話想要他換專業(yè)不要學印地語轉學日語。

　　周斌態(tài)度很堅決的立刻回絕了,因為生長在戰(zhàn)爭年代的他有說不出的痛苦回憶,父親死于南京大屠殺,母親死于日本軍人的刀下,不到5歲家里就只剩下他一人,可以說他是最恨日本人的,讓他學日語簡直就是要了他的命。黨組織很認真的對周斌做了思想工作,當時外語系每個專業(yè)都要配備一個黨員作為團支書,他所在的印地語專業(yè)已經(jīng)有一個了,日語系正好還差一個。講了半天道理周斌就是不答應,最后黨組織總書記被逼的沒辦法說：“你是共產黨員,應該服從組織決定”,周斌沒辦法這才轉到了日語系。

　　一開始他很抵觸根本學不進去,是啊國仇家恨在心怎么可能學的進去啊。后來讓他有了現(xiàn)在這樣成就的轉折來了,周總理陪同緬甸總理來到北大做一個關于佛教改變緬甸的演講,周斌對于緬甸總理烏努演講的內容沒有太多的關心,他更希望聽聽周總理的講話,北大的其他學子也都是這樣的想法,所以總理應大家的呼聲講了一段,周斌就總理演講中所提到的”百家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和我們需要在世界上與各國進行交流需要你們的幫助等等的話語,讓周斌暗自反省,下定決心要好好學習日語,立志將來要站在總理身邊,為他做翻譯。

　　1958年,周斌以北大東語系創(chuàng)立以來第一位全優(yōu)生的成績畢業(yè),之后進入了外交部,在外交部擔當甲級日語翻譯,而恰巧對日工作一直由周總理直接領導,這對周斌的激勵作用是毋庸置疑的,他離夢想僅僅一步之遙了,在廖承志這位中國頭號日本專家的教導中,周斌不斷的進步,終于在25歲之際周斌逐漸的開始成為周總理的日語翻譯,伴隨著總理會見、出訪并且被周總理的智慧和風度所折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