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文化“走出去”，在更廣闊的話語系統(tǒng)中構建中國對外話語體系，已經(jīng)成為急迫的時代命題。然而，典籍外譯與接受歷史，以及近年來中國文化“走出去”所遇到的障礙，再次凸顯了翻譯過程中“誰來譯”的問題，翻譯公司不該來譯嗎？

對于中國譯者承擔典籍翻譯的問題，大多數(shù)西方學者持否定態(tài)度。英國漢學家葛瑞漢說：“……在翻譯上我們幾乎不能放手給中國人，因為按照一般規(guī)律，翻譯都是從外語譯成母語，而不是從母語譯成外語的，這一規(guī)律很少例外。”美國當代著名漢學家、《中國文學選集》編譯者宇文所安也表達了類似觀點：“中國正在花錢把中文典籍翻譯成英語。但這項工作絕不可能奏效。沒有人會讀這些英文譯本。中國可以更明智地使用其資源。不管我的中文有多棒，我都絕不可能把英文作品翻譯成滿意的中文。譯者始終都應該把外語翻譯成自己的母語，絕不該把母語翻譯成外語。”他們之所以言之鑿鑿，大多因為秉持“翻譯一般只能譯入母語而不是譯成外語”的信條，認為中國譯者的翻譯造成了難以忍受的“中國英語”，相較之下，西方譯者則行文流暢、自然、可讀性高。姑且撇開此一論點的武斷之處不論，檢視典籍外譯批評領域諸如話語建構和文本形象建構等關鍵性問題，也可以發(fā)現(xiàn)此類論斷脫離原文談論譯文的片面性和不恰當性。

由于中國學者進入典籍英譯領域時間相對較晚，據(jù)現(xiàn)有漢學書目統(tǒng)計，中國典籍譯本絕大多數(shù)是由西方漢學家或獨立、或在中國合作者幫助下承擔完成的。但統(tǒng)計數(shù)字只能說明過去的客觀存在，并不足以作為中國學者不能擔任典籍翻譯主體的理論證據(jù)。傳教士以降的西方譯者為中國典籍的異域傳揚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但由于受到“本族文化中心主義”影響，以往的西方譯者翻譯中國文化典籍時，大多采取迎合譯語讀者的歸化翻譯策略，翻譯過程中曲解、誤譯中國文化之處比比皆是。此外，承載古代經(jīng)典文本的漢語語言具有語義的渾圓性、語法的意合性和修辭的空靈性這三大特點，構成了文本結(jié)構在各個語義層面的似隱還顯，充滿理解張力，具有極高的抗譯性，使得絕大多數(shù)外國學習者難以在較短的時間內(nèi)觸碰中華文化內(nèi)核。然而，典籍英譯的主要目的，是向西方世界介紹真正的中國傳統(tǒng)文化，促進中西文化交流和發(fā)展，讓西方了解真正的中國。譯者努力使中國典籍易于被西方讀者接受，并不意味著應當一味屈從或歸順西方的閱讀習慣。

在講述中國故事、構建中國話語體系的時代當下，我們應當客觀、公正地看待中國典籍翻譯實踐和接受之間的窘?jīng)r與差距，從中國的典籍翻譯大家身上汲取翻譯的智慧，獲取前行的力量和指導。

中國的翻譯事業(yè)必須具有充分的前瞻性和主動性，中國翻譯公司不僅要主動承擔中國傳統(tǒng)文化對外譯介與傳播的歷史重任，同時也要大力加強對本土文學作品譯出研究的力度，以改變外譯漢及相關研究長期以來占主導地位的局面，如此才談得上增強文化自信，提高中國文化軟實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