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7年，梁啟超在《論譯書》中說：處今日之天下，則必以譯書為強國第一義。

　　自鴉片戰(zhàn)爭，翻譯從非主流的雜學轉變?yōu)榫哂休^高學術、政治目的的行為。由此，從西方先進知識開始，各種有別于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西方宗教、哲學、政治制度，乃至于文學著作，經一批民國翻譯家之手，陸續(xù)進入中國，以開拓民智。

　　中國近現(xiàn)代翻譯界，經歷了從善譯，到信、達、雅，再到寧信而不順等種種理論上的進化和爭議。在此種學術背景中成長起來的民國翻譯家，多數(shù)已經謝世，那個以強國為翻譯宗旨的時代漸行漸遠。

　　我們越來越懷念翻譯前輩以及他們翻譯的書。前輩們已經將許多世界名著譯出，供我輩分享。他們往往學貫中西、才氣縱橫，以一種魔術般的通感，完成文學翻譯這一項不可能的任務，同時又隱匿于文字幕后，為作者作嫁衣，為讀者開路，有著成人之美的君子風范。

　　羅念生古希臘他搬來了一座奧林匹斯山

　　1933年，羅念生登船橫渡大西洋，來到希臘，進入雅典美國古典學院，修讀了雅典城志、古希臘建筑、古希臘雕刻、古希臘戲劇四門課程，成了第一位到希臘留學的中國人。他的足跡踏遍了希臘半島的南北東西，游歷了愛琴海上的大小島嶼。愛琴海上明藍的天空，雅典城上環(huán)繞的紫色云冠，希臘人民的好客情誼，尤其是古代希臘留傳下來的文化光華都銘記在他的心中。

　　羅念生本在美國留學。然而去美國留學的中國人太多了，羅念生很擔心回國難找工作，不得不重新思索人生方向。

　　恰好在一堂歐洲文學史課堂上，教授詹姆森先生提及冷門文學，對古希臘文學評價極高。羅念生便嘗試翻譯了歐里庇得斯的古希臘原文《伊菲格涅亞在陶羅人里》，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這成為他的第一部古希臘戲劇譯著。

　　古希臘語是世界上難度僅次于印度梵文的一種語言。在古希臘語中，一個正規(guī)動詞的變化就有四五百種。因此，學習古希臘語，只能靠死記硬背，沒有語法，有時還要通過語句的頭尾來判斷是什么意思。

　　然而，古希臘很多文學作品具有很高的藝術價值，以古希臘最偉大的作品《荷馬史詩》（《伊利亞特》和《奧德賽》的統(tǒng)稱）為例，它使用的語言就是古希臘語。

　　內容深奧、典故繁多這都是翻譯和研究古希臘文學的困難之處，而羅念生卻默默堅持了六十多個年頭。

　　抗戰(zhàn)時期，在四川鄉(xiāng)下昏暗的油燈下，隨時有飛機轟炸、到處躲警報、生活沒有保障的日子里，甚至有時連一張必需的書桌都沒有，羅念生卻從未放棄對古希臘文學的研究，翻譯了大批古希臘戲劇作品，出版了《希臘漫話》、《芙蓉城》等散文集，以及古希臘悲劇《特洛亞婦人》等翻譯作品。

　　外國學者稱他是遨游在天書中的人。羅念生在翻譯上追求信、達、雅兼顧。忠于原文、質樸典雅，注釋詳盡。在把詩體原文用散文譯出時，不失韻味。他的翻譯不僅數(shù)量多，而且文字講究。他為統(tǒng)一古希臘專用名詞的譯音，撰寫出一種比較合理的對音體系。這個譯音表自1957年以來，已被文學出版界所采用。

　　羅念生去世前，心里想的還是翻譯《荷馬史詩》，按說這部史詩他早應該翻譯，但是他認為自己的知識還不夠，還沒有資格，因此他等了幾十年，晚年才開始翻譯。很遺憾的是，命運卻不給他時間了。

　　羅念生先生逝世后，世紀出版集團出版了他的《全集》十一卷。在他百年誕辰紀念時，他生前致力編纂的《古希臘漢語詞典》終于面世。

　　羅念生生前希望他的遺骨一部分安放于他的祖國北京，另一部分能撒在他的第二故鄉(xiāng)――希臘的愛琴海上。希臘朋友非常尊重羅念生的遺愿，他們不同意將骨灰撒在海中，決定將以隆重的葬禮，把他的遺骨安葬于古希臘的發(fā)源地，阿波羅神廟所在地――德爾菲市的帕爾納索斯山中，歐洲文化中心的花園里，以永遠紀念這位為古希臘文化獻身的東方學者。

　　楊憲益譯介中國中西合璧的神雕俠侶

　　在中國的民國翻譯家中，有這么一位奇人。他早年留學英國牛津大學，畢業(yè)后趕赴國難毅然回國入川。同他一起回國的，竟然有一位英國太太。兩人在英國相識，因對中國傳統(tǒng)文學共同的愛而結緣，最后一起翻譯出了《紅樓夢》。他就是中國著名翻譯家，楊憲益。

　　楊憲益出生于貴族世家。他的祖父當過淮安知府，八個兒子都留學國外。楊憲益的父親留學歸來后，成為了天津中國銀行的行長，是當時中國最杰出的金融家之一。進入私塾后，楊憲益每次考試，都考第二，從不考第一。老師說，你稍微讀一讀書就會考第一了。楊憲益卻認為，考第二還是第一都沒什么區(qū)別，能多看書才是真的。可能正是由于這種性格，楊憲益的譯文既不失嚴謹又生動活潑，這種風格最適合翻譯中國明清小說。

　　楊憲益的愛侶戴乃迭女士，是他在牛津的同學。戴乃迭，1919年生于北京一個傳教士家庭。7歲時返回英國，進入教會學校。1937年考入牛津大學，學習法國文學，后轉攻中國傳統(tǒng)文學。楊憲益和戴乃迭在牛津相遇，因興趣相投，逐漸走到了一起。楊憲益晚年回憶說,他愛戴乃迭,除了為她驚人的美麗所吸引外，還發(fā)現(xiàn)她有一顆質樸的心。她清新脫俗,沒有英國上流社會女孩常有的虛榮與勢利,這在中國上層的小姐們之中也很少見。因為戴乃迭熱愛翻譯，楊憲益也不做它想，夫妻倆雙宿雙飛的做了一輩子翻譯。

　　楊憲益只用了5個月學習希臘文和拉丁文就通過牛津入學考試。他在牛津的師兄錢鐘書則認為，楊憲益是當時在牛津為數(shù)不多的十幾個中國人中，唯一還可以談一談的。24歲時,他一口氣把《離騷》按照英國18世紀的英雄雙行體的格式翻譯了出來。之后的成就更不必說。楊憲益是把《史記》推向西方世界的第一人；他翻譯的《魯迅選集》是外國的高校教學研究通常采用的藍本；與夫人合作翻譯的三卷本《紅樓夢》，和英國兩位漢學家合譯的五卷本(譯名《石頭記》)一并，成為西方世界最認可的《紅樓夢》譯本在長達半個多世紀的時間里，從先秦散文到現(xiàn)當代作品，楊憲益夫婦聯(lián)袂翻譯了共百余種作品近千萬字,這在中外文學史上都極為罕見。楊憲益著有自傳《漏船載酒憶當年》，中文本于2001年出版。

　　中國翻譯家協(xié)會授予楊憲益翻譯文化終身成就獎。楊憲益是繼季羨林后獲得該獎項的第二位翻譯家。有人說他幾乎翻譯了整個中國。

　　楊憲益在翻譯上的最大成就，就是和夫人一起，翻譯出了《紅樓夢》。上文所述的翻譯家都是外文翻譯成中文，而楊憲益的成就，則是將中文向國際輸出。他選擇了《紅樓夢》，這本被很多人看做不可譯的小說。

　　翻譯《紅樓夢》是一個艱巨的任務，因為曹雪芹在原著中采用了大量的比喻、隱喻、象征等修辭手法，一個中文環(huán)境長大的人都不見得能夠懂得全部的意思，何況翻譯給外國人看了。當時，流傳甚廣的《紅樓夢》譯本是英國漢學家大衛(wèi)·霍克斯翻譯的《石頭記》。

　　總的來講，楊憲益的翻譯風格是充分還原原文中的信息，最大程度忠實于原文。對于《紅樓夢》中的很多雙關語，楊憲益采取了直譯，然后注釋的方法。如對王仁這個人名的翻譯，中文讀者知道它代表忘仁。楊憲益譯作：Wang Ren (forgetting humanity)，而霍克斯則僅僅翻成Wang Ren。對于書名的處理，楊譯本直譯為"A Dream of Red Mansions"，霍譯本為"The Story of the Stone"，前者原汁原味，后者避開了西方人不易理解的紅樓的意象，換為石頭，是一種妥協(xié)。時至今日，楊憲益和戴乃迭的《紅樓夢》譯本，仍是西方學者了解該書最重要的譯本。

　　楊老好煙好酒，也愛交朋友。作家李輝跟他私交甚好。李輝說:他走了，對于中國的翻譯界是一個遺憾。據(jù)朋友們說，楊憲益晚年雖然在朋友的陪伴下也很快樂，但是自從夫人走了之后心情一直不太好，常常一個人喝悶酒。楊憲益還是一個性情散淡而豁達的人，像這樣的士人已經很難找到了。

　　豐子愷日語以中國詩體來翻譯日本和歌

　　豐子愷雖以漫畫及散文著稱于世，但其對我國翻譯文學發(fā)展做出的貢獻亦彪炳史冊。

　　豐子愷在《漫談翻譯》談到他對翻譯的理解：有一個必要條件，便是必須翻譯得又正確又流暢，使讀者讀了非但全然理解，又全不費力。要達到這目的，我認為有一種辦法：譯者必須深深地理解原作，把原作全部吸收在肚里，然后用本國的言語來傳達給本國人。用一個譬喻來說，好比把原文嚼碎了，吞下去，消化了，然后再吐出來。

　　豐子愷于1921年初春的時候前往日本學習藝術，他對于文學的興味也是從這個時候開始的。根據(jù)豐子愷后來回憶道記得我青年時代，在東京的圖書館里看到古本《源氏物語》。展開來一看，全是古文，不易理解。后來我買了一部與謝野晶子的現(xiàn)代語譯本，讀了一遍，覺得很像中國的《紅樓夢》，人物眾多，情節(jié)離奇，描寫細致，含義豐富，令人不忍釋手，讀后我便發(fā)心學習日本古文。我記得我曾把第一回《桐壺》讀得爛熟。起初覺得這古文往往沒有主語，字句太簡單，難于理會；后來漸漸體會到古文的好處，所為‘言簡意繁’，有似中國的《論語》、《左傳》或《檀弓》。當時我曾經希望把它譯為中國文。

　　《源氏物語》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長篇小說，故事涉及三代人，四朝天皇，經歷70余年，出場人物440多入。豐子愷在翻譯這部日本古典文學巨著時，使用了一種特殊的風格，類似我國傳統(tǒng)的章回小說。全書共五十四回，并根據(jù)中國章回小說的習慣，常用話說、卻說、且說等語。例如在第八回《花宴》中，且說那個朦朧月夜的小姐，回想那晚間的迷離春夢，不勝悲嘆，心中懷著無限思量。

　　《源氏物語》中穿插近八百首和歌，豐子愷為了準確傳達日本小說中和歌的意蘊，他常用中國古代詩歌的七言兩句或五言四句進行翻譯。翻譯時不按照原文的行數(shù)與韻律，不拘泥于詞和句；強調譯詩要傳神，不硬搬日文原詩的格律；如：第二回《帚木》中一句：群花歷亂開，爛漫多姿色。獨憐常夏花，秀美真無匹。

　　用這種中國詩的傳統(tǒng)寫法來翻譯日本和歌，不拘泥于原詩字句和格律，使譯文更加生動多采，讀起來流暢，仿佛進入了中國古典詩歌的意境。

　　豐子愷于1961年開始翻譯《源氏物語》，經過四年才完成，因為文革一直到八十年代才出版，一時洛陽紙貴。而由于豐子愷年輕是對《源氏物語》的閱讀和理解以及其自身的國學根底，再加上在日語及中日文學都十分精通的錢稻孫、周作人等人的幫助，豐譯本一出版就達到了很高的水準，不僅是國內第一本《源氏物語》的全譯本，而且也是印量最大的。

　　楊絳西班牙語將史學編纂的點煩應用于文學翻譯

　　近現(xiàn)代史上還活躍著一名女性翻譯家。她不僅翻譯外文著作，還自己寫小說、散文，創(chuàng)作話劇，堪稱翻譯與創(chuàng)作并舉。并且，這種創(chuàng)作特點還深入到了她的翻譯風格中，以更風格化的語言翻譯作品。她就是著名學者錢鐘書的夫人，楊絳。

　　20世紀40年代末期，楊絳的興趣轉向了翻譯。1948年，商務印書館出版了楊絳翻譯的《1939年以來英國的散文作品》，成為楊絳最早期的翻譯作品。

　　1957年，楊絳接到翻譯《唐吉訶德》任務，被告知可用任何譯本。精通英語法語的她找來五種英法譯本，仔細對比后，覺得譯本代替不了原著。于是，近六旬的楊絳開始學習西班牙文。1961年才著手翻譯，這是中國直接從西班牙語翻譯的第一個譯本，1978年人文社出版。這個譯本被鄧小平作為國禮送給西班牙國王。至今印了68次，售出98萬套。

　　由于自己有大量的創(chuàng)作經驗，楊絳的譯文非常注意讀者對作品的接受度，逐漸形成了自成一格的翻譯風格。而且，她還認為，讀者對譯本的要求，不僅是要看到原作的本來面貌，他們也不希望譯文與本國語言差別太大。因此，楊絳的譯文幽默詼諧，十分注重描摹細節(jié)。

　　如果說錢鍾書的化境論是從理論上為翻譯開創(chuàng)了一種理想境界的話，那么楊絳的點煩論則是從實踐上為翻譯開辟了一條可行之道。

　　《堂吉訶德》的譯文，起初譯出八十多萬字，后經楊絳認真的‘點煩’，才減到七十多萬字，這樣文字明凈多了，但原義一點沒有點掉。楊絳認為搞翻譯，既要為原作者服務好，又要為讀者服務好，點煩掉十多萬字，就是想使讀者讀得明白省力些。

　　點煩二字是學識淵博的楊絳從唐代史學家劉知幾那里借來的，點煩主張對文章要刪繁就簡，點掉多余煩瑣的文字。后來著名史論家章學誠在所著的《文史通義》的《內篇》中，又重申了劉知幾點煩的觀點，強調在史學編纂中應予重視。原來楊絳把史學編纂中的點煩要求，擴展應用到譯文的處理上了。只有楊絳這樣中外文兼優(yōu)的兩棲學者才知道并主動加以應用。

　　點煩的目的是使譯文明快流暢、洗練凈潔，但卻是一道艱巨而細致的工序，運作起來必須格外留神。首先，不能因為點煩而走失原文的語氣；其次，不能因為點煩而忽略原文的風格。換言之，就是要做得恰到好處，正所謂：點去一字不嫌其少，留下一字不厭其多。

　　傅雷法語沒有他，就沒有巴爾扎克在中國。

　　歷史上受莫名其妙的指責的人不知有多少連伽利略、服爾德、巴爾扎克輩都不免，何況區(qū)區(qū)我輩！老話說得好，是非自有公論，日子久了自然會黑白分明。

　　傅雷家書

　　提到中國近現(xiàn)代翻譯史或者民國的翻譯家，一個繞不開的人物就是傅雷。稍微年輕一點的讀者，知道傅雷多半是通過《傅雷家書》，這部感動了數(shù)百萬中國人的書信集其實和翻譯沒多大關系。說到傅雷的翻譯成就，作為法文翻譯的巨人，他一生共翻譯了33部共600萬字的作品，他讓中國人認識了羅曼羅蘭、伏爾泰、杜哈曼、梅里美等人物。人們說，沒有他，就沒有巴爾扎克在中國。

　　傅雷不僅是個文藝家、翻譯家，更是個政治家，知識分子和心理學家。很顯然，翻譯不是簡單對語言的轉化，必須表明文化立場、文化的視野和對文化的追求。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說，傅雷是難以逾越的，翻譯不僅是簡單的文字轉換，它作用于文學，作用于文化的意義不可忽略。翻譯是打開外面的世界，通過文化交流，豐富自身世界的一種渠道。

　　當代翻譯家羅國林在談到傅雷時講過這樣一段話：我認為他最好、也是我最喜歡的作品，當然是《約翰·克里斯朵夫》，因為這本書先出了譯聲本之后又出了修改本，應該是他最好的作品了。從書的內容看，他翻譯講究的神似而不是形似，雖然傅雷關于翻譯的理論不多，但‘重神似而非形似’是他最核心的觀點，因此，從這個角度來說，我認為傅譯的《約翰·克里斯朵夫》真正做到了這點，可以說是傅雷最好的作品。翻譯家許鈞也認為，傅雷的譯文不僅譯出了作品的文字，還譯出了作品的生命。

　　另外，傅雷在翻譯中還講究用字不重復。比如在原著中兩次出現(xiàn)表示難過的法語單詞，他卻在譯文中用悲哀和蒼涼來區(qū)分。法語中對難過不像中文分得這么細，但傅雷通過自己仔細的閱讀和精心的體會，準確體現(xiàn)了兩種心情的差異。什么心情用什么字，很有講究。

　　傅雷之于中國翻譯史的意義，在于他將整個法文的翻譯提高到了一個新水平。他的翻譯質與量并重，至今無人能夠代替。今天，也許有人會說有的譯本在某些細節(jié)的翻譯上，在準確程度上超過了傅雷譯本。但論綜合成就，論法文原文在中文意境中的重現(xiàn)，仍然沒有任何人成就超過了傅雷。

　　朱生豪英語沒留過洋，卻最接近莎士比亞創(chuàng)作

　　朱生豪決定翻譯莎士比亞時，正值抗日戰(zhàn)爭時期。那時，中國沒有中文版的莎士比亞譯作，被日本人譏笑為文化落后，朱生豪怒而把翻譯莎士比亞劇本當成了一項民族英雄的事業(yè)。

　　很多人不相信，這部優(yōu)秀的譯作是一個從來沒有出國過的人翻譯的。朱生豪一生，北面沒有過長江，南面沒有過錢塘江。而且，手上只有兩本英文詞典。

　　因為時事紛亂，朱生豪的譯稿兩度在戰(zhàn)事中被毀，不得不從頭來過，更要命的是經濟上的壓力。1944年12月26日，得了結核病無錢醫(yī)治的朱生豪終于被疾病擊倒。剩下五個半歷史劇還沒有譯完，就撒手人寰。他最大的遺憾是早知一病不起，拼著命也要把它譯完。

　　但是，他用他短暫的生命，為后人留下了精心翻譯的180萬字的莎士比亞劇本，使自己的名字與莎士比亞永遠聯(lián)系在了一起。

　　朱生豪的譯文是最接近莎士比亞創(chuàng)作的，他的譯本的最大特點是文句典雅，譯筆流暢，好像是高山飛瀑，一瀉千里，讀之瑯瑯上口，絕無佶屈聱牙之弊。這不僅是因為朱生豪對莎士比亞的劇本有很深研究和大量閱讀，對莎士比亞有非常深的了解，而現(xiàn)在的人翻譯一個劇本難以看翻閱十本書。更因為他在翻譯莎士比亞戲劇的時候，消耗的是他22歲-32歲這樣充滿才情、詩意、熱情、血氣方剛而義無反顧的精華年齡段。非常了不起。現(xiàn)在一些人都是老得不行才去翻譯，以為有經驗了，但這時候卻很難做到莎士比亞想象的那種境界。

　　汝龍俄語憑感覺對契柯夫心領神會

　　對于文學愛好者，特別是外國文學愛好者說來，一提到巴爾扎克，就自然會想到傅雷，一提到莎士比亞，就自然會想到朱生豪，一提到托爾斯泰，就自然會想到草嬰，一提到?？思{，就自然會想到李文俊，而一提到契訶夫，就沒有不會想到汝龍先生的。

　　汝龍先生是我國翻譯契訶夫小說的專家，他的英文和俄語都是自學的。他最大的成就是以個人之力，花費畢生精力，幾乎翻譯了契訶夫的全部作品。早在1952年他就出版了25卷本的契訶夫作品選集。契訶夫那種感覺那種悲憫的、輕靈的、憂傷的、精微的感覺只存在于汝龍的字里行間。還有一種俏皮、聰明、絕妙的短句子，也非汝龍不可。感覺的事物只能感覺到，尤其是對于契訶夫這種憑感覺寫作的作家，只有能夠神會到作家特有的感覺的譯者，才能去譯，否則一伸手就全亂套。

　　汝龍還譯過列夫·托爾斯泰的《復活》和庫普林的《石榴石手鐲》，也都譯得十分出色，但在人們的印象中他還是契訶夫的專家。正如巴金所說：他把全身心都放在契訶夫身上，他使更多的讀者愛上了契訶夫，他的功勞是介紹了契訶夫。

　　汝龍的契訶夫，專業(yè)到了極點的。記得上世紀80年代初，一家出版社想出版契訶夫的作品，因與翻譯契訶夫作品的專家汝龍談不攏，便繞過汝龍，邀請了一些俄文專家，試譯契訶夫的《套中人》。大家全都譯這篇小說，為了看誰譯得好。結果沒有一人能夠把契訶夫的味道譯出來，最終還得去找汝龍。好像唱《失空斬》，只有馬連良才是孔明的味兒。

　　其實，在汝龍先生之前，已經有許多人翻譯過契訶夫。包括把契訶夫當作最為喜愛的作家之一的魯迅先生本人以及周作人，瞿秋白、耿濟之、曹靖華、金人、張友松、趙景深、王西彥、彭惠、徐培仁、荊斯勛和華林等人。汝龍先生翻譯契訶夫雖然起步較晚，但卻成績最大，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實在不容易也算相當幸運。

　　王永年英語、意大利語、西班牙語

　　王永年的身份有很多，但他最為人所知的就是翻譯家，他大概也最愛這個身份據(jù)說，晚年的王永年深居簡出，翻譯的工作卻一直沒有停下：當博爾赫斯的詩歌、小說和凱魯亞克的《在路上》無數(shù)次被年輕人心懷忐忑地翻開，王永年作為譯介者便又一次成為一種語言與另一種語言、一個靈魂與另一個靈魂之間的靈媒。

　　他精通英文、俄文、西班牙文、意大利文等多種外語；他翻譯的歐·亨利系列小說出版多種版本，備受英美文學研究者的好評；他從意大利原文翻譯《十日談》、《耶路撒冷的解放》，是中國從原文翻譯《十日談》的第一人；《博爾赫斯全集》中絕大部分的篇章都譯自他的筆下；而凱魯亞克的《在路上》則讓美國嬉皮一代上路的沖動再次催促了無數(shù)中國年輕人。

　　王永年的一生頗具傳奇色彩。舊上海長大的他，中學時代就掌握四門外語，王永年16歲上的是教會大學圣約翰大學，張愛玲也在圣約翰聽過課，他們在一個班念過英文課。文革中很多知識分子受到打擊，但作為一個單純的翻譯者，他反而在時代的厄運中陰差陽錯地尋覓到一方棲身之地?；厥啄嵌斡陌档臍q月，王永年感慨不已：‘文革’那些年，我過得挺安穩(wěn)的。不是運氣好，是人好啊！

　　在王永年的觀念中，翻譯僅僅是一種職業(yè)，沒有那么神圣和高貴，他不愿意將翻譯工作的意義過于拔高。

　　對于王永年譯筆的特點，有總結說沒有匠氣。他的漢語修養(yǎng)很高，翻譯最明顯的特點是準確、通俗，不會轉文。這可能和他新聞記者的工作有關，他最注重的是‘信’，你風格再明顯，如果沒有準確為基礎，就離原作比較遠。

　　作為曾在新華社擔任譯審30多年的新聞工作者，王永年利用工作之外的時間翻譯了大量外國文學。他曾將通順作為一生翻譯的標準。平實而不事張揚的翻譯風格也成為他的最大特色，但也因此，他失去了許多過于追求文字快感的讀者。

　　王先生眼界較高，是傳統(tǒng)的職業(yè)翻譯人的代表。他1947年從圣約翰大學畢業(yè)以后，在上海譯文社的前身新文藝出版社做過短期的編輯，后來一直做翻譯。不僅為新華社翻譯了大量的新聞稿，對外國文學也有很高見解。所以，在上世紀80年代初，他就能翻譯博爾赫斯的作品，而且，《博爾赫斯全集》中的大部分作品，都是他翻譯的。這與他上世紀80年代做新華社駐墨西哥的記者有關系。他從拉美的學者、作家那里了解到，博爾赫斯深受推崇，因此他較早地知道了博爾赫斯在拉美文學中的地位。

　　關于《博爾赫斯全集》，每過一段時間總會有人跳出來說王永年翻譯得不好、不夠美，但好在博爾赫斯的作品本身并不侍奉美這個東西。真正懂得書的人會明白，讀博爾赫斯是一生的事，忽然活過某一歲，就會明白，王永年筆下的博爾赫斯，是最雋永的。正如卡爾維諾在閱讀博爾赫斯的時候發(fā)現(xiàn)了某種簡潔寫作的詩學，比冗贅優(yōu)越，比精煉更精煉。而作為一個追求準確的翻譯者，王永年的譯作注定不會以暢銷作噱頭，他說：有的人翻譯的東西就疙疙瘩瘩，我不會。

　　2005年，人民文學出版社推出王永年在2002年譯完的《歐·亨利小說全集》，共計一百五十萬字左右，厚厚的四本，收入了歐亨利的所有小說作品，并加了詳盡周到的注釋，是國內最全的歐亨利小說譯本。

　　王先生在一篇談文學翻譯的小文里曾說，‘翻譯就像是拉家常，一手拉著作者，一手拉著讀者，幫助雙方進行交流。’這番樸實無華的話，揭示了優(yōu)秀的文學翻譯的精髓，無怪乎他的譯文那么忠實自然，毫無矯飾或浮夸的成分。